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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夏时节的长安城，气候又变得燥热起来。这一份燥热，不仅仅来自于长安城民众身体切实的感受，还夹杂着一份内心深处的情感焦灼。

    年初圣人号令西征，长安城中许多的青壮年应募入伍，以靖边健儿跟随圣人出征青海。大量青壮年被抽走出征，少了一群爱好追逐热闹的主力，让市井坊间的生活气氛都为之冷清下来。

    就算还有许多年轻人没能入选靖边，但当同龄人都已经追从圣驾、为国效力扬威时，这些留下的年轻人们也都不好意思再放纵戏闹。

    朝廷征计雄壮，让志力饱满的年轻人们趋之若鹜、唯恐落后于人。但那些出征将士、靖边健儿们，各自也都有着父母家人，与年轻人们满怀建功立业的热血壮志相比，他们更多的还是希望儿郎们能够安稳生活。

    朝廷大军初春二月出征，眨眼间时令便来到了盛夏，过去这小半年的时间里，那些出征健儿们的家庭无不弥漫在一股焦灼的氛围当中。

    尽管西征大军也屡有胜报喜讯传回，但战争究竟何时结束、儿郎何时归家，仍然没有一个确定的日期。而且那些陆续传回的战报也根本不会涉及到具体的人员伤亡，军士家属们心里始终绷紧着一根弦。

    过去这几个月时间里，民间的气氛一直紧张凝重，朝堂之中同样并不轻松。

    圣人御驾亲征，偌大帝国的掌舵者并不留守帝国权力的核心，这在任何时候都不是一种常态，留守官员们所承受的压力绝不比青海前线战事小。

    特别圣人离京后，太皇太后临朝听政，更让时流诸众下意识的心生警惕。毕竟这位太皇太后可绝不是一位恪守规矩的仁慈长者，武周一朝前后的时局板荡仍然历历在目。无论圣人与太皇太后之间有着多么深厚的亲谊，时流对太皇太后的警惕与提防也绝对不敢松懈。

    为了确保朝政能够平稳运作、杜绝各种杂情滋扰，诸宰相们也是煞费苦心。

    圣人离开长安之后，诸宰相们便编排了严格的执勤列表，每名宰相留直政事堂一旬，完全放弃了休沐假期，且无论昼夜，必须要有两名宰相同时留直，一在东内大明宫，一在西内太极宫，且每隔一个时辰必作信使通传。

    宰相们已是如此，诸司官长也不能松懈，除了基本的政务处理之外，每天也必须要有官长留直。一旦政事堂查勤有缺，俱记录在簿，留待圣人归京制裁。

    除了诸官署打起十二分精神之外，长安军事上的警戒也是十分的严明。如今京中禁卫虽然已经没有了南衙北衙的区别，但仍有内外划分。

    岐王李守礼竟日坐镇北城玄武门，诸防禁调度外朝莫能与闻，唯每日向太皇太后与皇后报备。京营诸大将军则长直皇城衙堂，司职导引巡警。

    太皇太后日常起居仍在万寿宫，每隔五日临朝听政。每至朝日，由三品以上文武四员趋迎于万寿宫外，并护送到内朝紫宸殿。

    太皇太后在殿听政时，皇后亦移驾西殿延英殿，召见诸品官命妇。皇长子李道奴则入中朝集英馆，由一名直学士开卷讲经。

    各种各样的人事布置，可谓繁琐严密，透出一股凝重氛围。若是普通人身在这样的环境中，即便不被莫大的压力压垮，只怕也要心生怨忿，心情逐渐变得偏激，或许就会觉得整个世界都充满了恶意。

    但无论是太皇太后，还是留守的诸宰相们，都可以说是历经板荡浮沉的成熟政治人物，对于事务的看法，自然不会拘于表象。

    从太皇太后而言，在当年的神都政变之后，她已经不可能再从正面登上大唐权力核心的舞台。过往诸种深刻的记忆，已经让世道给她打上一个近乎妖魔化的标签。这种标签不只会影响生前，更会深刻的影响身后。

    在这样的世情氛围之下，老实说就连圣人都有些无能为力，无论其本身对太皇太后持有怎样的感情，有时候都不得不趋从于世情。

    这一次太皇太后能够临朝听政，也是各种因素累加所促成。第一自然是圣人从神都革命到靖国定乱等一系列事件之后所积累的威望，第二还有太皇太后旧年临朝的遗泽，再加上如今宗中除了太皇太后之外，的确没有更加合适的监国人选。

    外朝重臣如姚元崇之类，在武周一朝的仕宦经历本就是他们各自履历中重要的一部分，很难彻底的做出割舍，所以他们也需要以一种相对正面的方式，去面对与了结曾经的过往。

    吃一堑长一智，这是正常人都会具有的生存智慧。而在政治生态中，由于参与其中的人诉求与欲望太过复杂强烈，走过的弯路想要纠正过来，往往会陷入一种用力过猛、矫枉过正的怪圈之中，从而给世道带来新的伤害与隐患。

    消除恐惧最好的方法莫过于直面恐惧，在所有元素仍然具备的情况下，将过往的路程重走一遍，只是这一次要选择更加正确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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